陈祖涛：为中国汽车工业树碑立传

他是红军著名将领陈昌浩将军之子，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从新中国一汽的破土动工、第一辆红旗轿车的组装成功，到二汽的奠基生产，再到汽车工业总公司的组建，陈祖涛亲历了中国汽车工业飞速发展的半个多世纪。

少小离家远赴苏联求学

陈祖涛在8 岁之前，一直是和母亲刘秀贞生活在一起，从未见过他的父亲。他曾问母亲：“我的父亲是谁?”母亲不肯说。后来他才知道，父亲陈昌浩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在鄂豫皖根据地跟国民党打仗。母亲担心陈祖涛泄露出去父亲是谁，就一直没有告诉他。一直到1937 年，陈祖涛才见到父亲，那是西路军失败以后，陈昌浩回到武汉。

与父亲的第一次见面，年幼的陈祖涛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象，但父亲的归来却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陈昌浩回延安后不久就让陈祖涛在叔叔的带领下来到延安。而和父亲相聚时间并不长，陈祖涛就和其他革命领袖的后代一起被送至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从此远离亲人。

据陈祖涛介绍，国际儿童院在当时主要培育各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后代。在1940 年，儿童院对孩子们来说就像是天堂，陈祖涛在那里度过他宝贵的少年时光。陈祖涛回忆说：“在儿童院除学习俄语外，我还参加了木工兴趣组，有一位俄国教师，教我们用刨子、凿子干木匠活儿。”

无忧无虑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1941 年6 月，德军进攻苏联，打破了苏联的宁静。而后，由于战争和国际形势的转变，共产国际解散，儿童院转由苏联红十字会管理。儿童院一下子失去了强大的支持，这使陈祖涛和小伙伴们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陈祖涛和小伙伴们只能自救，自己种土豆，在零下30 多度的冬天，到山上伐木。这种近乎残酷的生存考验一直持续到1945 年5 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同年，17岁的陈祖涛以优异的成绩被苏联工科类院校最高学府——鲍曼最高技术学院录取。

1951 年2 月，陈祖涛从苏联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提前毕业。此后陈祖涛等一批年轻人在离开祖国12 年后，第一次回到了北京。当周恩来总理问他们最想干什么时，陈祖涛诚恳地告诉总理，他是学机械的，对汽车很感兴趣。于是总理立刻安排陈祖涛作为新中国正在建设的一汽代表回到苏联学习。

参与筹建一汽，开发红旗轿车

陈祖涛是一汽的第一名职工，也是新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名汽车工业实习生。

当时，苏联向中国列出了一份156 个援助项目的清单，包括钢铁、煤炭、飞机等，汽车也在其中。因精通俄文，且懂得机械技术，陈祖涛作为翻译，参与了机械组的谈判和选址。经过谈判，苏联同意帮助中国在东北地区建设一座综合性的汽车制造厂。后陈祖涛回到莫斯科，又参与了一汽的整个筹备过程。一汽开工后，回国后的陈祖涛主动要求到一汽基层进行锻炼，担任一汽生产准备处副处长和发动机车间技术副主任。

陈祖涛等一汽人在1958 年自主研发出中国第一辆轿车(东风轿车)的同时，接到了生产更高级轿车的命令。东风轿车只是一款规格普通的中档轿车。在国家有重要外事活动或重大庆典时，使用更高级的由本国生产的轿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尊严。

但高级轿车除要求更先进的组件之外，在隔音、防震、密封等各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这也意味着更高的制作工艺、更精密的测量仪器、更专业的生产设备等。这一切在当时的一汽每一样都不具备。政治使命的力量，足以点燃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激情，陈祖涛决定采取仿制的办法。

他的团队经过多方努力，找到一辆克莱斯勒轿车。陈祖涛将这辆车拆卸开来，把零部件一一摆列出来，动员全厂职工前来“赶庙会”，谁能接下这个零部件，谁就签订协议参与设计和试制。老工人和技术干部几乎是抢着签协议，很快，汽车的所有零部件被一一试制出来。然后再采取百里挑一的办法，选择质量最好的，经过三十三个昼夜组装出第一辆红旗样车。据陈祖涛回忆，车的外壳是他从上海请来10 位八级钣金工做出来的。车的前脸设计成中国的扇形，车后灯是宫灯，车灯罩用象牙雕刻，座椅是丝绸的。就连陈祖涛自己也不知道，造那么一辆车得花多少钱。

1959 年，在建国十周年庆典当天，两辆红旗车参加了检阅，六辆红旗车参加了群众大游行，引起全国轰动。从此，红旗车便和民族轿车工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随后，陈祖涛又主持设计并组建了一汽军用越野车生产基地。

动荡岁月中辗转重回二汽

由于在一汽建设中积累了宝贵的建设经验，具有突出的专业技能，陈祖涛成为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但当陈祖涛在湖北十堰建设工地拼命工作时，一封来自一汽的电报使他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陈祖涛回忆说：“当时一汽的造反派发来一封电报，要我回去参加批斗，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身边的老同志劝我不要回去。”而陈祖涛认为自己是“红小鬼”出身，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执意回去。与他预想的不同，作为知识分子的陈祖涛由于父亲的原因，在一汽被隔离了四年，后被押送到吉林省桦甸县进行劳动改造。而1967 年父亲的离世对陈祖涛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在情绪低落的岁月里，陈祖涛甚至希望一辈子留在农村，做一个普通的木匠。1972 年，机械部和二汽派出的工作组找到陈祖涛，希望他重回二汽工作。陈祖涛并不情愿，但为了见到母亲，他答应先回武汉看一看。可是没想到刚刚回到武汉，街上的一幕景象就深深地震撼了他。

陈祖涛在街上看到一辆二汽将要生产的车子，那是一辆开都开不动的汽车。看到这一幕的陈祖涛，又燃起了对汽车的感情，他决心要改变中国的汽车工业。陈祖涛重返二汽工作不到三年，又因后遗症复发接受治疗，一年多痊愈后才又投入到汽车事业。当时因红旗轿车频发问题，国务院决定停止生产红旗轿车，陈祖涛决心改进红旗的制造方式。他说服了当时的领导，找到美国福特公司，把它的几大核心总成都买了来，装在红旗车上。由此，换上“新心脏”的红旗车又一次开入了中南海。随后陈祖涛又按上级要求对红旗轿车进行改造，做出防弹保险车。

组建汽车工业总公司

1981 年，饶斌带着陈祖涛到北京，准备组建汽车工业总公司。为何要建立这样一个总公司?陈祖涛表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全国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都设立了汽车厂，但汽车的质量却无法令人满意，因为大多数车仅仅是零部件的组装。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立志要在四年内改变计划经济的模式，于是选择汽车行业做试点，试图把全国的汽车企业集中起来。

在汽车工业总公司的领导下，中国汽车业逐渐形成了几家较大的企业，例如一汽、二汽、重汽等。但陈祖涛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汽车行业的分散局面还存在着。他表示，美国汽车工业发展100 多年来，由原来的几百家汽车企业，通过竞争、整合，只剩下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家车企。而我国目前存在的100 多家汽车企业，仍未做大做强，无法与国外车企抗衡。

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陈祖涛就倡导大力发展小轿车。在他看来，真正的汽车工业不能只生产卡车，我国的汽车工业必须20% 是卡车，80% 是小轿车。为了帮助小轿车发展，陈祖涛参加了很多论证会，写了很多文章，跟国家领导人讨论，要求发展轿车。为此，陈祖涛也碰过不少钉子。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的理念根深蒂固，陈祖涛大力发展轿车的观点受到一些领导的批评，认为轿车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产物。

陈祖涛表示，当时上汽生产桑塔纳也未得到批准，走的是特殊途径。我国生产小轿车获得中央的正式许可是在1987 年年底。陈祖涛一行人到北戴河找到在那里开会的李鹏等领导人，会议决定允许生产小轿车。但只有一汽、上汽和二汽这三家车企被允许生产。

正视汽车业存在的问题

谈到中国现在的汽车行业，陈祖涛表示，大家现在都批判汽车太多，要减量。但汽车社会的到来谁也挡不住，老百姓有购买汽车的需求。他认为，汽车是国家的重要支柱产业，汽车行业的关键问题不是造成拥堵，中国要迎接汽车社会的到来。“我国交通系统的规划从道路、高架、到地铁，各方面都要早点开始开展工作。”陈祖涛称，很多国家和城市早就为应对汽车社会的到来在交通系统方面做很多工作。

针对目前的汽车行业，陈祖涛认为存在两大问题：第一，我国汽车产销量大，但质量仍待提高。第二，我国汽车如果单靠汽油和柴油驱动，资源最多还能使用30 年，一旦用完后果不堪设想。陈祖涛主张用清洁能源来代替汽油和柴油。他强调：“虽然我国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但外国的清洁能源汽车已经开始批量生产，我国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谈到国内自主品牌的现状，陈祖涛对奇瑞、吉利和比亚迪颇为赞赏，希望自主品牌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施芸芸　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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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中国汽车发展史的老人

半个多世纪前，陈祖涛在苏联的求学生涯，曾被人们视为一个传奇。新中国诞生以来，陈祖涛投身汽车制造工业的经历，则更像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中国汽车从蹒跚学步到高速驰骋的全过程。

“筹建一汽的时候，苏联一共派了200 个专家。他们告诉我：‘还不够，你们得从中国送实习生来。’于是我们连续送了几年，从厂长到工人，一共送了508 个实习生，这当中，包括江泽民和李岚清。”

要想追溯中国汽车的起源，你一定要了解陈祖涛的父亲陈昌浩。在陈祖涛家客厅的立柜上，摆放着他父亲的铜像，这位在1967 年去世的先辈，曾是红四方面军政委。

1939 年，刚满11 岁的陈祖涛从延安跟随父亲前往苏联。“当时周总理胳膊受了伤，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他去苏联治疗，而我父亲也有严重的胃病，决定一同去治疗，就这样把我带去了。”

到了莫斯科，年幼的陈祖涛被送往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一年后陈祖涛入学读书，在那里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我的俄文基础就是在那些年打好的，以至于后来，说汉语还不如说俄语流利。”

在苏联最高学府——鲍曼高级技术学院学习时，一心想继承父辈理想、志愿读坦克专业的陈祖涛，由于苏联要求军工专业只收俄罗斯族人，而选择了与之最相近的机械专业。“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每年都到工厂去实习，每次都去斯大林汽车厂，那可是当时苏联最大的汽车厂。汽车是机械类别最齐全的一个行业，冲压、加工、组装等，包罗万象，所以我对那个最有感情。”

凭借专业知识与良好的俄文底子，陈祖涛参与了后来苏联援建中国156 个项目的谈判。陈祖涛说，当时中国的俄文翻译屈指可数，除了主席和总理，到中层这一级，几乎没有翻译，所以机械组通过使馆找翻译，就找到了他。“那时我还是大学四年级，苏联援建的这156 个项目，给我国民用、军用几乎所有工业打下了基础，这个到现在都不能否定。”

1951 年，陈祖涛大学毕业后回国，遇到了周总理。“总理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想搞汽车，总理说好，我们正在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厂，你再去趟苏联吧。”作为前期筹建人员，陈祖涛在苏联待了3 年，1955 年回国，那时一汽已经建到一半了，陈祖涛又参加了后半期的建设。

“筹建一汽的时候，苏联一共派了200 个专家。他们告诉我：‘还不够，你们得从中国送实习生来。’于是我们连续送了几年，从厂长到工人，一共送了508 个实习生，这当中，包括江泽民和李岚清。”

“中国汽车工业的建设，从零开始，我就参加了。一汽于1956 年投产，1964 年又决定建二汽，我是第一任总工程师，以后像南汽、重汽的建设我都参与了。所以我对汽车工业比较熟悉，对现在主要的汽车厂老总，也都能叫上名字。”陈祖涛说。

“尼克松1972 年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带了一批红旗车在机场接他，而他自己带了一辆凯迪拉克。总理说：‘你坐我们的车吧。’他就同意了。但是，总理不清楚，尼克松更不清楚，白天这辆车在路上跑，晚上一大批人在里面维修，保证第二天不出毛病。”

“一汽是1956 年投产，红旗是1958 年开始搞的。我以前说过，造卡车是小学水平，造小轿车是大学水平。一汽建成才两年，就要从小学跳到大学，这可是不得了啊!”在陈祖涛看来，当时的情况是我们这一代无法理解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超英赶美，这些口号多么鼓舞人心，所有人都很兴奋!”

“当时我们各方面都不行，所以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我们叫做‘赶庙会’。所谓‘赶庙会’，就是把一个美国的车子开膛了、解剖了，把几万个零件摆摊，号召全厂职工和技术干部去研究、去攻关。”陈祖涛回忆，当时管技术的是原一汽总经理竺延风的父亲竺培耀，为了造一个V 型八缸发动机，他从铸造分厂生产的铸件里面挑，几百个当中能挑出一个合格的，就这样把发动机做出来了。

“第一辆红旗，外壳是我们从上海请了10 个八级钣金工敲出来的，前脸设计成中国的扇形，车后灯是宫灯，车灯盖是象牙雕刻的，座椅料子是丝绸的。”陈祖涛坦言，当时根本就没成本概念，也没人去算造一辆车花多少钱，第一辆红旗就是这样被“敲”出来的，并参加了1958 年的国庆游行。

“中央领导坐的第一批轿车是苏联送的，叫吉斯110 型，那个车子可是要按部就班地做，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做出来的。而红旗车，我们只花了一年就做出来了，所有人都很高兴。1959 年，我们生产了一批红旗车，其实就是‘敲’了一批，大概有几十辆，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游行活动，当时真是声势浩大啊!”

陈祖涛说，像发动机、变速箱以及其它总成，全部都是千里挑一、正正规规做出来的。迄今为止，还有一件事令他记忆犹新：“尼克松1972 年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带了一批红旗车在机场接他，而他自己带了一辆凯迪拉克。总理说：‘你坐我们的车吧。’他就同意了。但是，总理不清楚，尼克松更不清楚，白天这辆车在路上跑，晚上一大批人在里面维修，保证第二天不出毛病。”

陈祖涛回忆，后来他经常出国，有中国大使见到他就说，在国外一直坐奔驰车，总觉得不自在，所以特别想坐自己国家的车。“于是我给他们送了几辆红旗车，过了两年，我又去，他们说，那红旗车不行。”

当时一个中国驻法大使告诉陈祖涛，有一次，各国大使去机场迎接一个外交使团，回程的时候，中国大使坐的红旗车抛锚了，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大使的车一个个飞驰而去。“人家全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大使埋怨道。

“万里副总理有一次出去视察，红旗车回来在半路上出了问题，他就从车上下来，坐公共汽车回到办公室。这在当时是大笑话，我们听了以后脸都红了。”陈祖涛说。

随着红旗车出现各种质量问题，埋怨的声音越来越多。1981 年，国务院做了个决定，停止红旗车生产。到那时为止，全国总共生产了1540 辆红旗车。

“邓小平坐着红旗保险车从天安门出来，秦基伟向他报告，他坐的也是保险车。车队向东单开去，过了20 分钟还没有回来，我就开始冒虚汗了。我心里想：如果又抛锚了，那可把国家的脸丢尽了。又过了10 分钟，车队终于回来了，一场虚惊啊!”

尽管国务院决定停止红旗车生产，但陈祖涛仍然抛不下那份红旗情结。从最初的政治任务，到中国汽车的象征，红旗肩负的使命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正因为如此，陈祖涛决定向中央汇报，改进红旗的制造方式。

“红旗车出的毛病，其实不是我们主要总成的毛病，而是零部件的毛病。”陈祖涛回忆，有一次，赵紫阳坐红旗车到外面去，车突然冒烟了，保卫人员赶紧换了车。“我问司机怎么回事，他说他们打开盖子一看，是化油器漏油，温度一高它就冒烟，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车子有上万个零件，光一汽自己造肯定不行。像化油器这样的零部件，都是专业厂制造的。你向人家订货，一年最多100 个，人家要考虑成本，就不会像一汽一样，花那么大的精力。”

“我当时是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老总，红旗的质量问题让我脸上没光啊，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既然出毛病的都是一些关键零部件，不是发动机，就是转向、刹车的问题，那么有些关键总成不如去买外国的。当时田纪云副总理主管财政，我试图说服他，他又请示了胡耀邦，都表示同意。”陈祖涛说，当时他们去找美国福特，把它的几大总成——发动机、转向机、刹车系统等都买了，装在了红旗车上。

陈祖涛找到了薄一波，建议其试用新红旗，薄一波欣然接受。由此，换上新内脏的红旗车，又一次开入了中南海。而1984 年邓小平国庆阅兵，又给红旗车的改造交代了新的任务。

陈祖涛回忆，当时中央的要求是做保险车(防弹车)。在陈祖涛家的窗台上，还摆着这辆颇具历史意义的红旗保险车模型。“底盘是炸弹都炸不坏的，车窗是机枪都打不透的，因为总成都用外国的，我们主要研究车身，由部队的同志和一汽研究所一起做。我还到打靶厂去参加射击，看什么样的车窗材质子弹能打穿，什么打不穿。”

这当中还有个小插曲：这辆保险车要做成电动敞篷车，要求遇到紧急情况，车顶能自动盖上。“国内没有，我们就到美国去问，当时美国只有部队里有，开口就要几千万美金，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没办法，我们就找部队的研究所，没日没夜地试制，结果真造出来了。”

陈祖涛和一汽厂长黄兆銮将两辆红旗保险车亲自送到中南海。1984 年10 月1 日，陈祖涛站在阅兵式观礼台上，心潮澎湃。

“邓小平坐着红旗保险车从天安门出来，秦基伟向他报告，他坐的也是保险车。车队向东单开去，过了20 分钟还没有回来，我就开始冒虚汗了。我心里想：如果又抛锚了，那可把国家的脸丢尽了。又过了10 分钟，车队终于回来了，一场虚惊啊!”

新中国成立35 周年庆典上的红旗检阅车，给了人们极大的信心，陈祖涛合作研发的思路也得到了广泛认同。在接下来数年时间里，尽管红旗一直没有得到复产的机会，但合资合作的风潮却在中国蔓延了起来。到了1995 年，以奥迪100 为参照的红旗车涅槃重生。

在陈祖涛看来，如今的红旗车，早已丧失了老红旗的中国风格。“我与耿昭杰厂长，一直到后来的竺延风老总都讲过，你们内脏怎么变我都没意见，但红旗的外形可是大家最看重的，不要大变。看看现在的红旗，只能说‘四不像’，前一段时间又有新的红旗公开了，说是向劳斯莱斯看齐，我很不满意。”

“我不赞同什么车都向欧洲风格、日本风格靠，红旗车的意义不一样，不管你用谁的技术，至少中国风格应该保留，但我说话现在不中用了。”陈祖涛苦笑着说。

“离开二汽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说如果将来再叫我选汽车厂，我绝不在山沟里选!我为什么要讲这么绝?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都说敌人看不见我们，就打不垮我们。后来我去美国，从它一个杂志上看到二汽的照片，整个二汽被人家用高空卫星拍得一清二楚。”

二汽的建设，带给陈祖涛的不仅是艰苦的经历，更多的是伤感和惋惜。“当时搞三线建设，出来一大批工厂，四川啊贵州啊，都在大山区，包括二汽这个厂，建在十堰，后来都搬出来了。”

陈祖涛经历了二汽的三次上马，作为主要筹建人选择建厂地点。“1953 年，我们把厂址选在武汉青山，后来国家要把武钢放在那里，要我们让路。1958 年朝鲜战争结束，最后一批志愿军要撤回来，考虑到给他们安排转业，二汽进行了第二次选址。当时计委主任是李富春，他建议到湖南去选，从韶山，到湘潭，再到常德、芷江，几个地方都考虑过，但都不太满意。”

陈祖涛说，当时他们这些选址的人思想十分复杂，不管是地势、气候，还是历史、战争，很多因素都要考虑到。“为什么后来选择了十堰?我调查了几百人的意见，这里没地震又没大雨，那时认为在山沟里也安全。1938 年，日本鬼子打到武汉，李宗仁就是从这个山沟逃到四川去的。”

“基于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我们就在山沟里建设二汽，23 个专业厂建在23 条支沟里，支沟上面都有水库，那些大坝，实际上是用水泥堆起来的。”陈祖涛回忆。

“离开二汽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说如果将来再叫我选汽车厂，我绝不在山沟里选!我为什么要讲这么绝?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都说敌人看不见我们，就打不垮我们。后来我去美国，从它一个杂志上看到二汽的照片，整个二汽被人家用高空卫星拍得一清二楚。”

陈祖涛后来反思，当时他们把23 个专业厂建起来，上面都有水库，等于头顶上有23 盆水，万一下大雨，开始漫坝，整个就淹了。“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思想负担，另外，建在山沟里，铁路、水路、电路都进去，这可是不得了的投资啊，这个浪费太大了!当时三线建设不惜工本，把国家弄穷了，经济面临崩溃啊!所以说邓小平伟大，通过改革开放，一下子经济形势好了，老百姓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1988 年，二汽与雪铁龙合资，陈祖涛又去选址，这次选在了武汉汉口。“这里交通很方便，铁路、公路都很发达，而且是中国的中心，是大城市，山沟里我是绝不会再选了。”

在陈祖涛眼中，二汽一直都是他最难过的回忆，直到现在，他仍有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在里面。“我和饶斌在二汽设计了一套自主开发的硬件和软件，建了一个大的研究中心，另外又建了很多专业厂，包括设备制造厂、组合机床厂、冲模厂、工具厂等，就是为了将来开发新车型。在二汽的体系内，有七八个厂都是搞开发的，可是这些东西他们一点儿都没有用。”

“二汽和日产的全面合资让我很难理解，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自主产品。我不能说他们没眼光，但他们培养的人才，尹同跃拿走了，现在奇瑞的自主开发不得了。”陈祖涛说。

2005 年，陈祖涛完成了自传《我的汽车生涯》。然而，一本书的内容并不能代表这位耄耋老人汽车生涯的全部……

(综合《中国汽车报》《中国青年报》报道)

(新媒体责编：zs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