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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贤交:岁月沧桑 大地情深——湘峰山下那些不容忘却的记忆

    作者:卢贤交(涟源市编办主任)

    今年以来,人们宅家的时间的确比往年多,由此,人们时常有种走出户外去拥抱祖国山河湖海的冲动。但是新冠疫情还在常态化防控阶段,出远门还有一定风险,而涟源是新冠疫情的低风险地区,在涟源境内走走逛逛是没事的,所以近郊游成了我们首选。

    上个礼拜,我随单位的同志一起去了城南的洪水岭,当时是一种“陪同”的被动心态。但本周,我主动提出要大家去一下城东方向的湘峰山。一是因为市政协的同志去过以后,放肆鼓动我们去“湘峰山”一游,说那里的植被更胜洪水岭一筹。

     

    其实我小时候就知道“湘峰山”原本叫“崩石山”,如今当地村民为推动全域旅游,人们把它易名叫“湘峰山”。“湘峰山”也好,“崩石山”也好,反正山不奇,也不出名。我之所以有去“湘峰山”的念头,一是有种要去探个究竟的味道,看一看近年来那里有啥变化,更主要的是,我要看一看“湘峰山”下的那个兵工厂遗址,要去寻觅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记住一种乡愁。

    “湘峰山”下曾经的那个兵工厂,叫“湘峰机械厂”。我过去并非湘峰厂里那无尚荣光的工人阶级,更非湘峰厂里的科研与管理人员。我只是“湘峰机械厂”附近一个地道的农民子弟。但当年那个生产枪炮子弹的兵工厂于我而言却是那样神秘与神奇,而且那里尘封着我少年时期的不少往事。

     

    这一切都要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说起。因为我老家是涟源枫坪镇花桥村,我们村处在“湘峰山”东南方向约莫3.5公里的地方。那年月,每天一早7点、中午12点、傍晚6点,湘峰机械厂的高音喇叭都会准时响起。喇叭一响,我们就知道,那里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了。

    在我们那个寂静的山村,在那个根本就无噪声污染的年代,喇叭声尽管是从“崩石山”方向3500米的远处传来,依稀可辨识出播音员的声音。在那个没有手表,没有闹钟,更没有今天的电视的时代,湘峰厂的高音喇叭声,就如同暮鼓晨钟,为我们天天准确地报告着时间节点,催促劳作的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提示着读书的孩子们,什么时候该动身去学校上课。

    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湘峰机械厂为何而建,何时兴建的。我以为自古历来就有个湘峰机械厂。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慢慢知道当年的些许国家机密,才知道湘峰机械厂始建于1965年,那时,我还根本不懂事,是一个上幼儿园的年纪。当然,现在我能大概知道一些建厂的背景原因了。

     

    1950年,朝鲜战争后,美帝国主义联合日本、韩国、印度包围封锁中国。1956年与老大哥苏联关系破裂渐次开始武装对峙。还有60年代初,台海多次叫嚣反攻大陆,继而美国又入侵越南。所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一种判断,我国处于多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随时会发生侵略战争。现代战争的胜利与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特别是军工生产。而当时我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重工业基地和上海华北等沿海地区。这些地方都在一线前沿,一旦战争爆发,必然易遭敌人摧毁。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出于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为了保卫红色江山,为了防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作出了将中国所有军工制造、机械制造、化工、电子、精密仪器生产资源迁入内陆腹地的决定,这些内陆地区叫“三线”,是咱中国的战略大后方,于是开始了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全中国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当年我父亲虽是农民,但他也是一个去修“三线铁路”的民兵队长。

    “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陲地区的社会进步。也正是因为这史无前例的“三线建设”,那年月不用招商引资便有了湘峰、湘中、洪源、锻造厂、196化工、湘煤机等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落户咱涟源。再加上涟源当年靠煤而兴的产业,特别是斗笠山、桥头河煤矿的支撑,当年涟源的工业地位在湖南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咱涟源先于宁乡、邵东30多年撤县建市的历史。

    “三线企业”湘峰机械厂建在离我们家只有7华里的那个叫李家垅的地方,地处湘峰山(过去叫崩石山)下,山的东南面是厂的生活区、山的西北面是生产车间,山中间修筑了一个长达数百米的山洞使生产区与生活区相连。山脊中间的那个山坳,人们叫“大坳”。

     

    湘峰厂的修建,为李家垅带来了一段时期的繁荣,为涟源的经济发展作过若干年的贡献。当年的这种繁荣辐射到了“湘峰山”周边不少村落,让我们周边那些世代是农民的乡里人,尽早地走近了现代文明。如果以我们家那个地方为圆心,往东到我家乡枫坪公社所在地有8华里,到杨家滩区公所所在地杨市有15华里,往西到县城有28华里,而到湘峰只有7华里,我家那个地方,用现代语言描述,属于湘峰厂周边走路一小时经济圈范围。

    尽管湘峰机械厂曾经只是一个工厂,但那时的国营大厂完全是今天的一般工业企业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的企业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要尽可能地少一些包袱和负担,而当年的国营兵工厂,那里完全就是一个小社会。基本上可以说,一个小城市里所拥有的一切,它都会有。

    它有大型商店,比起我们枫坪公社那个供销合作社来说商品的数量与品种多多了。小时候我们做衣服要“扯布”(买布料)或是买点年货,一般就是去湘峰商店。要释放一下自己,放飞一下心情,也就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湘峰走一回。过去湘峰的露天电影院也是我们乡里人常去光顾的地方,那时晚上去湘峰看电影,我等乡里人也是有资格的,露天影院不设围栏,我第一次在那里看过《卖花姑娘》。那个年代农村不只是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也太单一,唯一的精神享受就是去看个免费电影。

    在湘峰,它有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还有科研所。湘峰的职工医院,治疗水平比我们枫坪那个乡里卫生院强多了。厂里有比较大的食堂和若干小的食堂,有菜市场、粮油店、冷饮厂、工会俱乐部、邮政所。我这次去湘峰,还见到了当年路边的那个冷饮厂和小卖部,如今已破败不堪了。

    当年在李家垅设的那个邮政所极大地方便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无需长途跋涉到杨市或到蓝田街上的邮政局去寄信什么的,只要到湘峰就行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上大学,由于家里困难,家里从来没有为我到邮政局去专门汇过款,每次5元或10元的一张纸币,是我姐在每月6元的的民办教师工资中积攒出来的,她只需在写信的时候,把纸币一张夹到书信里就行,这样顺便在去湘峰的邮政所投寄家书的同时,就把钱捎给我了,无需我凭汇票专门去邮政所取钱,省去了好多麻烦。

     

    我人生第一次吃到的冰棍就是湘峰厂冷饮店里买的,呷一根三分钱的白糖冰棍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人生吃到的第一个白糖包也是在湘峰食堂买的,尽管都是以小麦为原材料,但觉得“糖包子”那玩艺的确比家里做的那种“桐叶皱粑”又美味多了。

    我们小时候的第一游戏活动叫做“砸炮筒弓”(一种玩弹壳的游戏),就像现代的小孩沉溺于电游一样。为“砸炮筒弓”,不少小学生常常逃课去湘峰厂里“捡弹壳”,所谓捡,有时候实为偷偷摸摸,于是常有人被捉住关到“茅室里”(厕所),因而会耽误上学,于是便招老师骂,挨家长揍。只是我从没有去干过“捡炮筒弓”这事,没有过关到“茅室里”里的那种体验。因我一贯胆小怕事,落片叶子都怕砸了脑壳的那种,要是捉到关“茅室里”一回,我会颜面全无的。我拥有的“炮筒弓”大多是战利品,是在玩游戏过程中,凭技术赢来的。

    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读的是枫坪人民公社花桥中学那个片上中学,公社中学都不是。那本来就是个不唯分数的年代,尤其在反对“读书做官论”的氛围中,读书的压力更小,但那个时代学校的文宣队、体宣队倒是办得热火朝天。我花中体宣队是远近闻名的,一个片上中学的校篮球队常与县属三中的球队能够抗衡,更常常被邀请去湘峰子校访问,经常与他们子校篮球队赛篮球,我也因为去看篮球,人生第一次见到了湘峰厂现代化的灯光球场(到晚上,灯光球场又是露天影院),后来我觉得那个灯光球场确比我县城里总工会的灯光球场气派。

    那时候,湘峰子校球队经常来我花桥中学访问比赛。子校球队的男孩们个个高大帅气,着的是统一运动服,而咱花桥中学球队的男孩们穿的“背心”式样与颜色都五花八门,从形象上比,一个像正规军,一个像地方游击武装,一个洋气,一个土气。总之,我对湘峰鼎盛时期工人阶级的幸福生活是无比向往的。在我们这些贫困农民吃着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里,湘峰的工人阶级买鱼买肉买鸡吃已是生活常态。在我们整天脸朝黄土背朝天也只挣十分工值3毛钱的时候,湘峰人会有五六十元钱一个月。在我们衣衫褴褛打赤脚的日子里,湘峰人就算是穿着工装也时尚到令我们自渐形秽。尤其是国营大厂的工人子弟可接父母的班,顶上辈的职,铁饭碗可世袭传承,更令我们艳羡。

    当年对比湘峰子校的学生,我们不只个头矮一截,心理落差却更大。不过打起篮球比赛来,尤其是在我花中本土作战的时候,我们的啦啦队不但有学生,而且还有附近的社员同志们,一齐帮起呐喊,再加之子校球队到我花中的土操坪里打篮球有些水土不服,不到灯光球场打篮球他们找不到感觉,故总是输球而归。只可惜时代发展到今天,学校体育没有进步反而倒退,学校与学校间,根本就没有这种体育交流活动了。

    我人生的第一次商业活动,也是从湘峰厂开始的。当年我总是用背篮和箢箕,或背着,或挑着一些蔬菜、柚子(酸得要死的那种红心柚)、四月麦李子、玉米、红薯、苎麻去湘峰卖。当这些东东在路边菜市场无人问津的时候,我便又挑着去宿舍区每家每户叫卖,甚至敲开门怯生生地问“买点么?很便宜的。”

    当年我做小生意的这种卑微与国营商店里售货员的那种高傲与Nao气,有着一种巨大的反差。五分钱的一个土玉米,人家如果只出两分钱,于是我会认真地征求消费者意见,我掰一截给你可以吗?在达成一致意见后,尽管他(她)出的只有两分钱,那么我也会把一个玉米的50%掰给他(她)。由于我小时候常常去湘峰厂去卖这些东东,家乡人戏称我“交老板”。只是这个“老板”是全世最可怜的“老板”之一了。

    我人生第一次去乘绿皮火车,是去的湘峰。当年,为了方便“三线建设”者,地处湘黔铁路边的湘峰厂,铁路部门专门为厂里修建了一个停靠站,叫“李家垅”火车站。当年,我从李家垅火车站坐火车,最多也是花一毛钱坐到涟源,或又从涟源坐回李家垅,从没有坐着去过一个更远的地方。不过,李家垅,是一个我梦想诗与远方的地方,多少回羡慕过后,在那里,我亦常常憧憬着自己未来。

     

    我人生第一次近距离与工程师科研人员打交道,也是和湘峰的专家们。我大学毕业分配后,先在县里的科研情报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一九八五年,我为了给涟源山区乡镇企业漆树烟花材料厂破解生产技术上的一些难题,专门去湘峰厂请火工专家上门技术服务。因此,和湘峰厂的一个技术副厂长还有另外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多次一起去过漆树山沟里,在那里一起喝过烧酒子,扯过卵弹琴。我记得那个叫何厂长的总工程师,他问我哪里人也,我调侃曰:“涟源枫坪人,是当年到你们家里卖玉米的白萝卜的那个人。”

    时空转换,岁月流逝。三十多年后,和平发展已是时代主题,市场配置资源让许多的三线企业军品转民品,不少三线企业已湮灭在市场经济的洪流里。涟源的三线企业或搬的搬走,或倒的倒闭,当然有的也实现了绝处逢生,成功转型。如今望着湘峰山下这片工厂废墟,我心生无限感慨。当年,湘峰人为了追求理想抱负,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听从党的召唤,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齐聚这里,激情万丈投入火热的“三线建设”事业,在这里抛洒过青春和热血,有的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甚至为了理想信念,埋骨他乡。在登湘峰山的山路边,我就发现过一些墓地,那些什么“熊公老大人、黄公老大人……之墓”什么的,应该都是湘峰厂那些外来建设者的墓碑。因李家垅本土居民几乎清一色地姓李。

    而今,湘峰山下这片厂区遗址,历史的风沙荡去了她昔日的韶华,远去了那火红的岁月,历史的车轮只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一些碾压的印迹。废墟上,记录着的是湘峰人的命运与悲欢,书写着是湘峰人拼搏的岁月和默默奉献的家国情怀,山沟里沉淀出的是一种让我们莫名的感伤。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国企员工命运与之共沉浮,湘峰曾经的那些光荣的工人阶级后来有不少被下岗分流而生活窘迫,曾经的工程技术人员后来生活得甚至清贫。当年与我同龄的有优越感的湘峰厂子弟亦经历了诸多的世事变迁和人情冷暖,他(她)们的下一代,又如我们过去的贫下中农子弟一样,不再有天之骄子优越,不再可顶替招工,也只能靠读书改变命运。

     

    望着眼前的这一切,我不胜唏嘘。岁月不会停留,时光冲淡一切。今天到此,不为怀旧,只为记得。但愿共和国的那段国防建设里程碑,不应被后人所遗忘,更不要被亵渎,那是我们现在所有安稳、和平和幸福的基础。但愿那些当年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又从这里奔赴四面八方的湘峰人,幸福安康,生活总是充满阳光。

    今天的湘峰山之行,不仅仅是寄情山水,更是一次爱国教育的红色之旅。

    2020年5月18日

    (新媒体责编:syhz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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