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鸿散户商会指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国际金融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富鸿散户商会认为,国际金融合作源自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而打造多主体、多层次的金融通道,并非简单的资金融通问题,涉及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机构、货币支付、金融监管等层面的金融顶层设计。现有“一带一路”沿线70个左右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生态差异巨大,国际金融合作难度系数很高,只有行稳才能致远。
资金融通是国际金融合作起点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目标中,资金融通不仅是其核心内容,也是国际金融合作的起点。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之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面广量大、持续时间长的特征,决定了其资金需求缺口十分巨大。据亚洲开发银行和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测算,2020年前亚洲各国基础设施资金需求约为7300亿美元,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规划将高达20万亿美元。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保守估算,2016—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年均投资需求为1.3万亿—1.9万亿美元。面对如此巨额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无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自身金融机构,还是国际性、地区性的金融机构都难以满足;而基础设施回报率较低、回收周期长的特点,使资金需求缺口问题更加突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仅整体金融水平有所欠缺,而且其金融生态状况迥然不同。参照金融主体指标和金融环境指标,可大致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生态划分为四个级别:优先级、推荐级、保留级和不建议级。其中,除了以新加坡领衔的少数国家位居优先级、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部分国家位居推荐级,绝大多数相关国家仍然处于保留级和不建议级的行列。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国家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导致其有限的资金难以有效地配置到基础设施建设之中;另一方面,差异巨大的金融生态环境,也使得在这一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信用风险进一步增大。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相对单一,基本以主权借款或抵押贷款为主,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融资渠道少的问题十分突出。
(新媒体责编:syhz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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