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商”到电商:“直过”民族的第二次“直过”

2000年,当时布朗山中村寨的景象皆为茅屋。

1999年,阿佤山村寨中的佤族儿童。

2018年,过去十分贫困的布朗山老班章村如今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楼房。摄影:记者黄豁

雪山夹峙,激流奔腾的怒江峡谷,险峻的道路边一排排背篓排成一溜,里面都装满了山货,可是见不到一个卖货的人。但是,只要你上前去翻翻背篓,就会有人来。原来,卖东西的傈僳族人感到害羞,躲在远处等客人……

这是上世纪70年代,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刘远达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见到的场景。后来,老刘发现,缺乏商品意识,羞于经商,不会讨价还价,是云南“直过”民族的普遍特点。有的民族直到80年代初,还没有本民族的第一代商人,在他们聚居的地方也没有初级市场,只用自己的实物产品在村社或部落内换取自己所缺物品。

“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向货币的转化的形象比喻。对于到改革开放初期还缺乏商品观念,自给自足,没有商人,更没有市场的“直过”民族而言,这样的跳跃尤为“惊险”。

改革开放是中国一场伟大的革命,既有像深圳等一批“杀出一条血路”,令人瞩目的开路先锋,也有许多在边疆民族地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追赶者,他们一同构成了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画卷。与东部沿海相比,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之路更为艰难曲折,需要打破的思想桎梏更多,需要跨越的历史阶段更长。哪怕大家习以为常的“做买卖”“讨价还价”,对于一些民族而言,曾经都是羞于启齿的事。

独龙、德昂、基诺、怒、布朗、景颇、傈僳、拉祜、佤等少数民族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1949年之后他们从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几乎“一夜之间”跨越了其他民族上千年的历程,因此被称为“直过”民族。社会制度可以跨越,但生产力发展阶段无法跨越。对于“直过”民族而言,如何从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并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这是改革开放进程中非走不可又艰险的一步。

“卖东西”为何是让人害羞的事?

1984年6月,基诺山举行了第一次农产品交易集会。但是,基诺族村民背着各种土特产转来转去,羞于出售,也不会讨价还价,有的交到供销社,有的晚上又背回家

怒江峡谷往南一千多公里的西双版纳基诺山,热带雨林茂密,气候温暖湿润,如同北回归线附近一颗“绿宝石”。我国最后确认的一个民族——基诺族就生活在这片600多平方公里的山林中。

“在传统观念里,多余的东西应该送给没有的人,或者以物易物,拿去换钱是不道德的。”70岁的基诺山基诺族乡原文化站站长资切说,村民“有肉同吃,有酒同喝”的观念根深蒂固,过去猎到野兽“见者有份”,谁家杀了猪也是寨子里平分。为了换取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基诺族才下山用药材、茶叶与其他民族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完全没有“生产东西卖钱”的概念。

即使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拂到边疆,传统观念仍难改变。1984年6月,基诺山举行了第一次农产品交易集会,这是基诺族历史上破天荒的事。但是,出售产品的人却很少,基诺族村民背着各种土特产转来转去,羞于出售,也不会讨价还价,有的交到供销社,有的晚上又背回家。“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当时就是这样,迈出这一步感觉比登天还难。”资切说。

为什么封闭的自然经济对“直过”民族会有如此强的影响力?冲破自然经济壁垒如此之难?

这既有自然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因,也有思想观念的原因。云南高山峡谷相间,河流纵横,交通不便。云南94%的面积都是高原、山地,中间零星分布的各种“坝子”(盆地、河谷)仅占全省面积的6%。坝子之间,山川阻隔,可耕地少,限制了各农业区域的联系和分工合作,商品交换主要也是本坝子的“街子”,以鸡羊猫狗龙马等日为街期,日中为市,附近农民以易有无,坐商及客商极少。因此,云南各个区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区域。居住在边境沿线、高山峡谷、原始密林中的“直过”民族则更加封闭原始,交通不便,与世隔绝。比如,生活在独龙江峡谷中的独龙族1999年才通公路。

“与自然环境造成的壁垒相比,打破思想观念的壁垒更难。”77岁的云南省社科院原民族学所所长郭大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主持“云南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课题。他调研发现,“直过”民族的原始共产主义、绝对平均主义观念很强,加之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把“大锅饭”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两种思想一拍即合,严重阻碍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生活在中缅边境澜沧县的拉祜族,被称为“猎虎的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原始共产主义风俗仍然浓厚。村中谁家杀猪,听见猪叫其他人便会纷纷赶来,连吃带拿,300多斤重的猪一天就消耗完毕。一家人烤酒,全寨男女老少都来喝,喝到酒干人醉才散场。20多年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澜沧县曾采访到这样一个故事:木噶区的一户拉祜族群众看见别人开餐馆赚钱,自己也开了一家羊肉汤锅店,结果亲戚朋友一见都来吃,他高高兴兴地还倒酒给他们喝,外面寨子的亲戚朋也纷纷来吃喝,结果不到几个月便亏本关门。

当商品经济碰上古老的民族

如今,布朗族、拉祜族已不再羞于“卖东西”,妇女们也已不像过去按“堆”来卖菜,而是麻利地拿出秤,称斤论两

“有钱狗咬,有粮好在”“钱多钱少都能活,粮食少了过不得”……这些“直过”民族的谚语表体现了“以农为本、以粮为纲”的传统观念。改革开放之初,西双版纳开发基诺山、布朗山“两山”资源,提出“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的发展思路时,就与传统观念产生了碰撞。

“云南少数民族贫困落后面貌的根本改变和经济现代化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商品经济这一革命的因素。能否改变那种自然经济的封闭性所造成的传统观念及落后的生产方式,也取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在30多年前的那次民族调查中,郭大烈和同事提出了明确建议,只有努力发展交通和商品流通,在对自然资源进行技术开发的基础上,广开门路从事商品生产,改变原始平均主义的思想及落后的消费习俗,培养商品经济的观念,自然资源才会转化为产品优势、商品优势,社会经济也才能有大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云南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商品经济作为振兴全省经济的一项战略任务,先后总结推广了新平县鲁奎山国家开发资源与发展当地民族经济相结合、德宏州以边贸促进“商工农”全面发展、元江县山区坝区结合发展商品生产、西双版纳州分山治理开发热区资源等经验,推动不同类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村民说我们吃粮食,不吃砂仁,当时大家的观念是以吃饱肚子为原则,认为种砂仁不能当饭吃。”当科技人员第一次进基诺山推广砂仁种植时,遭到了群众的反对。资切回忆说,群众过去饿肚子饿怕了。

地处热带的基诺山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确实适宜发展砂仁、橡胶等经济作物。

为打消群众顾虑,当地政府通过减免公余粮,提供无息贷款,科技人员帮扶等措施,逐渐推广砂仁、茶叶、橡胶种植。仅仅几年时间,基诺族村民就尝到甜头,不仅吃饱了饭,手里还有钱。到1984年底,基诺山储蓄所农民存款额就达66.9万元,农民人均存款74元,这样高的存款额当时在整个西双版纳自治州也是少有的。

“我小时候上学的费用,家里盖房子,都是靠种砂仁的收入。更重要的是,种砂仁逐渐培养起群众商品意识,成为日后基诺山发展的关键。”基诺山基诺族乡乡长白兰告诉记者,现在砂仁、茶叶、橡胶依然是基诺山的三大支柱产业,而且越做越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去年达1.1万元,是1978年的一百倍。

位于中缅边境的布朗山,比基诺山更为偏远闭塞,是全国唯一的布朗族乡。一千多平方公里的莽莽原始雨林与崇山峻岭间,生活着1.7万名布朗族、拉祜族、哈尼族群众,不少人到上世纪60年代还过着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是西双版纳自治州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布朗山过去除人马驿路外,没有公路。1965年,1500多名各族群众一同上阵,用3个月修通了布朗山历史上的第一段公路——从区公所驻地到勐混的43公里山路。

“改革开放之后,布朗山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还是路。”68岁的岩坎章上世纪80-90年代一直在布朗山工作,并于1987年担任了第一任布朗山布朗族乡党委书记。在他的力主下,1987-1988年全乡掀起了群众性开挖乡村公路的高潮,基本改变了过去村寨之间交通闭塞的状况。1990年,当地修通乡政府到勐海县城的新公路,第一次开通布朗山到县城的班车,布朗山向外面的世界敞开了大门。乡政府组织了布朗山历史上第一次集市贸易活动,古老的民族终于有了集市。

“我们应该感谢那些第一批到布朗山来做生意的外地人,是他们活跃了市场,教会了我们布朗族经商。”回顾历史,曾担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岩坎章深有感触地说。

1998年,布朗山乡政府附近建起可遮风避雨的农贸市场,来自四川、贵州、湖南来的几名个体商户,从附近村寨收购活猪屠宰后出售,平均每天可以卖出两头。看见外地人做生意挣钱,村寨里的一些妇女迈出第一步,每天背蔬菜到集市卖,赚了钱又扩大种植规模,其他村民也陆续加入。此后,乡政府所在地陆续开了8家餐馆、24家小卖部……

2000年,当记者来到布朗山时,乡政府附近的集市已是一片热闹景象。布朗族、拉祜族妇女已经不像过去按“堆”来卖菜,而是麻利地拿出秤,称斤论两。偏远的村寨里也冒出了“小卖部”,经营的村民年获利可达一两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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